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青少年体育健身的发展,探究健康促进视域下青少年体育健身的机遇、挑战及发展路径。研究认为:基于健康促进的视域,青少年体育健身是青少年健康促进的重要干预手段,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青少年体育健身在政策支撑、环境支持、手段创新等领域面临重要机遇。同时青少年体育健身组织实施的整合有待加强、健身行为常态化机制有待完备、健身伦理困境有待纾解等问题制约了青少年体育健身的发展。提出了青少年体育健身的发展路径:厘清青少年体育健身的内涵与外延,促进与健康教育的融合;推动青少年体育健身多部门、多领域的协同,形成“健康促进”的政策引导;完善青少年体育健身的组织实施,促进青少年的“多维健康”;秉持青少年体育健身“共享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体现健康促进的“应然”追求。

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健康中国的战略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促进健康老龄化模式是当前现实所需。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发现美国业已形成一套运动促进健康老龄化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由跨界整合的顶层设计主导和国家健康政策引领,以医疗卫生系统和养老服务网络为重点推进平台,以科学研究、职业资格制度、运动干预项目为运行保障。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该模式存在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进展缓慢、过度市场化运营和服务供给不均等结构性不足。镜鉴美国模式的可取之处,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运动促进健康老龄化模式需要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基础上,通过科学规划顶层设计、整合体医养资源、加强运动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循证研究、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开发和实施老年人运动干预项目等5个方面来实现。

通过充分挖掘专业课程知识与技能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或资源,使体育类专业课程肩负起立德树人功能,突出课程育人价值,承担思想育人责任,实现知识传授、技能提高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实现全员全课程育人。研究认为:加强体育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有助于提升体育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专业课程教师素养,实现体育类专业大学生人生价值。目前体育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着配套资源不完善、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意识不高、改革动力不足等难点。推进体育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一要加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发挥专业课程育人效能;二要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资源,贯穿于课程教学全过程;三要提高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认知水平与教学能力,提升专业教师的育德意识与育德能力;四要完善课程思政建设的长效机制,制定评价机制,强化激励机制,与多方教育主体形成育人合力。

大中小学体育课程设置的“非直线性”“非阶梯性”“非难度逻辑性”严重影响学校体育的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对学校体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学理基础、发展维度及实施困境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学科知识体系、教学过程、学生学业信息是课程衔接的主要维度;体育课程一体化长期“难治理”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法规针对性不强、上下贯通的理论体系不健全、教学目标和教学评价缺少“一以贯之”的主线、学生学业信息无追踪数据等因素。结合体育课程一体化建构逻辑,在加强针对性的国家政策法规建设、构建统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强化教学过程各要素的内在联结、加强课程衔接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推进体育课程一体化的实施策略。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基于运动员长期发展模型理论和深化体教融合改革的新时代背景,探讨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长期发展的实施路径。通过借鉴LTAD构建原理,依据足球专项选材、训练、竞赛特点,基于我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现状,从足球青训哲学、年龄阶段划分、能力要素分布、阶段目标拟定、体教融合举措以及促进学训平衡等方面创新性提出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长期发展的实施路径。实施路径的提出有利于我国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在深化体教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促进双方在青少年足球长期发展上的理念认知高度一致,工作执行合力共举,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青少年足球工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日本学校体育政策的不断完善对其本土学生体质健康的增强发挥了长期有效的指导性作用。通过梳理和总结日本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提出其对体教融合视域下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启示。1)积极制定和调整学校体育政策法规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供政策保障;2)注重幼儿体育发展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奠定基础以实现体教融合群体的广泛性和学段的覆盖性;3)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饮食观念以提高学生健康饮食意识并提供营养膳食;4)完善全国学生体质体力活动调查、追踪、反馈和体测健康档案。目的为贯彻《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中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措施内容提供操作层面的路径,进而为实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如何构建一套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沿着概念化模型建立—指标筛选—权重赋值的步骤,首先通过文献法和专家访谈法建立了政府购买全民健身服务绩效评估的概念化模型,并从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条件、内容、流程及效果4个维度首先拟定了包括10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评估指标;之后,根据专家意见对初始评估指标进行筛选和修正,构建了包括9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标的正式评估指标体系;最终,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统计原理,采用Yaahp10.5软件求取了各个评估指标的相对权重,且进行了一致性的检验。结果显示“购买服务效果”维度的权重远高于其他维度,“购买服务内容”和“购买服务流程”维度权重居中,“购买服务条件”维度的权重略低。

在达成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关系后,体育社会组织自利的道德违约行为已经成为公共体育服务合作供给失效的重要致因。研究认为,在委托代理的合作框架下,由于政社双方目标效用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极易引发体育社会组织进行自利违约的道德风险问题。体育社会组织的道德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贪腐寻租、降低质量、缩减范围、合同转包、非法营利、懒惰工作等。设计完善、运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应对道德风险的关键所在,现阶段体育社会组织激励约束机制呈现着碎片化、低效能困境,激励工具设计与运用效果有限,监督与评估机制不完善,合同管理过程约束力度不足。因此,应推动激励约束机制的重塑,以显性与隐性措施激励体育社会组织,以规制、纠偏与惩戒措施来约束体育社会组织,实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提升。

十九大以来,法制化建设已成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环节之一。当前,构建一个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体育服务司法机制势在必行。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了形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司法机制的法理依据和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司法机制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立法相对滞后,普法力度不足;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司法机构不完善,司法权威缺失;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司法理念落后,独立性不强等问题。提出要加快立法,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司法体系;加强司法宣传,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司法意识;加强目标建设,树立公共体育服务司法权威;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司法监督;改革司法体制,保障公共体育服务司法独立;正视司法理念,保障公共体育服务公正司法等形构公共体育服务司法机制的策略。

目的:基于社会生态学模型探究我国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所面临的障碍。方法: 运用问卷调查法在全国11个地区对2 000名18~22岁女大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并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1)经常参与组和不经常参与组参与障碍存在显著差异,不经常参与组障碍多于经常参与组,经常参与组感知环境障碍最强烈,不经常参与组感知个人障碍最强烈;2)个人障碍和环境障碍是两组人的强影响因素,人际关系障碍和政策障碍是两组人的弱影响因素;3)不经常参与组女大学生感知的强影响因素包括个人时间因素、个人生理因素、个人毅力品质、个人心理因素、场地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运动氛围因素;经常参与组女大学生感知的强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生理因素、环境障碍因素中的场地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4)弱影响因素中对不经常参与组女大学生影响较大的是周围人的参与、居住地周围体育场地设施缺乏女性体育设施;对经常参与组女大学生影响较大的是周围人的支持、当地体育俱乐部没有为女性提供锻炼机会。结论与建议: 女大学生体育参与障碍因素受社会生态学模型下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促进女大学生体育参与也应构建综合性支持环境。

不良生活方式成为威胁现代人健康的主要隐患,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建构对全民健康意义重大。通过文献梳理,对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实质及新时代积极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内涵进行阐释。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民众不良生活方式的成因,认为国民在饮食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中的不良行为是资本全面侵入日常生活的结果,抵抗生活异化需要进行生活方式革命和培育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身体具有的能动性和本真性成为生活方式革命的起点,从时间—空间—节日3个维度论证体育构建积极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体育与日常活动的全面融合构成培育积极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现实路径。

俄罗斯作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也是我国夏奥项目主要竞争对手,分析与研究其备战东京奥运会举措对我国备战奥运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作用与意义重大。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俄罗斯备战东京奥运会进行系统且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备战东京奥运会主要举措为构建三级备战组织管理体系,修定国家队参赛运动员选拔方案,组建科研团队跟踪获奖牌潜力运动员训练,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生物医学工程建设,并通过国家立法惩治违反兴奋剂规定行为等。对我国主要启示: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备战的积极性,打造一体化国家队训练基地,组建复合型团队跟踪国家队重点项目运动员训练,提升国家队教练员执教能力与水平,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在我国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探讨日本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对于拓宽我国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路径、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外部环境支撑下,日本依托学校,通过一条龙的梯队建设、一体化的学训方式、系统的竞赛体系、层层的选拔机制等举措共同构成了竞技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全过程。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提出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进乒乓球进校园、优化乒乓球后备人才选材方式、完善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体系等策略,旨在促进我国体教有机融合,推动我国乒乓球后备人才竞技能力和文化教育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与曲折发展、快速提升和全面深化3个阶段,实现了从边缘到参与再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演进特征主要体现为参与价值取向始终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顺应国家发展战略、参与主体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参与内容从有限参与向全面参与转变、参与角色从边缘角色向重要角色转变。展望未来,我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要主动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重要支撑;不断加强非物质性体育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为全球体育治理提供思想引领;继续提升国际体育话语权,为发出中国声音提供有力保障;积极履行大国体育责任与担当,为全球体育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理应寻找体育强国发展的内生逻辑和外展路径,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体育强国治理方式。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在充分解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立了“强起来”治理的逻辑起点,即“内强”与“外强”的协同治理,进而提出了“国家+公共”的体育强国治理方式。研究认为:体育强国治理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前提下进行,一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在重大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方面的制度优势,形成新型“国家体育利益+公共体育利益”的举国体制机制,坚定体育独立发展道路;二要突破体育圈子束缚、促进体育文明回归,推进中国体育的有效治理;三是融通全民健身、奥运争光和市场繁荣计划,构建生态化体育治理体系,实现中国体育“强起来”的发展目标。

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实践历程来看,公共体育服务政策与体育治理一直处于“嵌入性”的状态。以嵌入性理论为指导,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解读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嵌入体育治理的维度,主要体现在行动性嵌入、工具性嵌入、主体性嵌入、组织性嵌入。主要问题包括福利实现与政府的理性选择存在障碍,价值走向与基层政府的行政目标发生冲突,参与机制与政策的执行效果不相匹配,政策理念与社会转型迟滞之间存在隔阂。破解之道在于:传递福利社会的“包容性”价值,实现政策与治理的“价值性互嵌”;树立“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目标,实现治理对政策的“社会性嵌入”;规范社会参与的政策体系,实现参与机制与治理实践的法制性嵌入;培育“公共体育精神”,实现社会转型与当代体育精神的“理念性”嵌入。

以消费社会学视角分析互联网空间中国足球污名化现象,认为足球是我国当代消费社会的文化消费品,通过描述互联网空间中国足球污名化现象,发现消费异化表现出足球文化消费市场的畸形发展,加深污名化现象的同时对中国足球文化市场发展产生巨大阻力。深度剖析互联网空间中国足球的污名消费及其异化问题,发现中国足球污名化现象源于中国足球作为文化消费品功能性文化消费的缺失、符号性文化消费的破灭以及价值性文化消费的贬值,消费社会背景下中国足球污名化的消解策略包括:监管消费市场,深化足球市场化改革;三方并举,打造优秀文化消费品;遏制消费异化,建构社会正向价值认同;提高媒介素养,重塑公众理性价值判断。

以英式板球运动为典例,运用文献资料、归纳分析、理论诠释等方法探源其在殖民地文化同化的途径和影响。研究认为,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实现对被殖民者的文明教化,西方殖民者通过学校身体规训、巡回运动竞赛以及上层阶级推广,实现了殖民地对板球运动的文化认同。板球运动的“文化殖民”造成本土体育文化认同弱化,但也促进了当地对殖民游戏的“文化模拟”与文化再生。借史鉴今,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启示我们应辩证审视自我和他者体育文化,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和谐对话,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世界体育文化格局。